从此，管辖范围内的人民对其职务行为有了服从的义务。

从世界范围内看，从20世纪60年代，各国开始陆续提出环境权的概念。[12]时至今日，环境权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并在全面修改后的《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中得以体现。

其次，环境保护需要国家和公民共同维护，国家环境义务和公民环境义务不但不是相互替代关系，而且是分工协作和相互促进的关系。（3）公民在环境司法中的环境义务。一般的宪法学教科书对该条所包含义务的解析与环境保护多无直接关系。[13]其次，如果只讲环境权而不讲环境义务，可能会出现公民主动放弃环境权或者不主张环境权的情形，那么这不仅有违环境权提倡的初衷，不利于环境公益的维护，甚至于环境治理的目标也会大打折扣。[40]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法院对环境政策的中立立场不能为司法节制所完全保证。

[14]在理论与实践中，重视环境保护义务，可以让公民意识到个体对环境保护的责任性与参与性，从而可以提高环境意识。主要包括服从环境管理的义务，对破坏环境行为的举报义务，国家环境调查取证等行为的知情告知义务，以及国家综合环境执法行为的监督义务等。参见胡锦光：《论我国监察体制改革语境下的宪法修改》，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

根据法律修正案发挥作用的一般原理，在以宪法修正案修改宪法的情况下，宪法原文及其修正案才是正当的宪法文本，宪法修正文本并不具有法理上的正当性。[25]如果仍采用宪法修正案进行修改，加上已有的三十一条修正案，我国宪法修正案的数量将超过四十条，占现行宪法条文的近三成。参见李丹阳：《法律修正案的中国实践》，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一方面，在宪法中增设监察委员会一节，不仅修改了宪法的实体内容，而且调整了宪法既有的文本结构，属于对宪法的重大修改。

[14]由此看来，全国人大常委会似乎也认为，宪法原文及其修正案和宪法修正文本都是具有正当性的宪法文本。这无疑将加剧宪法原文及其修正案的实用性上的不足。

其次，在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第三十七条，增加规定监察委员会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宪法依据、程序和界限。[31] 其他借鉴美国宪法修正案的国家和地区，也曾采取过整理宪法修正案的方式，减轻因宪法修正案修改宪法所造成的不便。[16] 参见苗连营：《宪法如何被修改——关于我国宪法修改方式之反思》，载《人大建设》2005年第1期。[28]在专论中，马岭教授更是提出了在宪法文本之中增设监察委员会一节的四种具体方案。

[30] 胡锦光教授在主张采用宪法修正案来修改宪法的同时，也注意到了我国宪法修正案存在的表述问题，因而特意强调，为监察委员会入宪而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应当改变此前的表述方式，将宪法修正案中的条文设计为直接可引用的条文。[29] 参加马岭：《监察委员会如何纳入宪法的国家机构体制》，载《财经法学》2017年第6期。[12] 参见邹奕：《徘徊于我国宪法的两个文本之间——对宪法文本正当性与实用性的检视》，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另一方面，监察委员会入宪不仅需要对宪法的诸多条款进行修改，而且首次涉及到我国宪法文本结构的调整，理应直接修改宪法原文。

不仅如此，在各大出版社出版的宪法单行本中，宪法原文及其修正案和宪法修正文本通常同时出现。[35] 参见夏勇：《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三、宪法修正案不是监察委员会入宪的恰当方式 从以往宪法修正案作为修宪方式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来看，宪法修正案在我国的运用并不成功。邹奕：《徘徊于我国宪法的两个文本之间——对宪法文本正当性和实用性的检视》，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17]而且，在美国学者眼中，美国采用宪法修正案对增强民众全面认识本国宪法的历史变迁，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32] 四、结语 纵观现行宪法施行后的变迁过程，在修改宪法、解释宪法和立法授权三种宪法发展方式之中，[33]我国已经形成了过分倚重修改宪法的路径依赖。如果此次监察委员会入宪仍选择以宪法修正案的方式来修改宪法，那么已有的问题可能会继续存在。二、我国宪法修正案的实效检讨 我国现行宪法第64条规定了修改宪法的主体和程序，但并未明确规定宪法修改的方式。二是较之于宪法原文及其修正案，宪法修正文本更便于阅读和引用，促成了后者的流传和普及，进而成为常用的宪法文本。采用修正案方式修改的宪法，本身就是一部宪法发展史，从中既可以看出宪法制定的原貌，也可以看到何时有过何种内容的修改，从而可以充分了解一国宪政的根本精神和发展历程。

相比之下，宪法修正案要么沦为参考文件，要么隐身不见。[24] 参见张翔、赖伟能：《基本权利作为国家权力配置的消极规范——以监察制度改革试点中的留置措施为例》，载《法律科学》2017年第6期。

[⑩]如今，宪法修正案是保持宪法文本稳定的有效技术手段，已经成为国内宪法学界的通说。采取修改宪法原文的修宪方式，由全国人大通过并公布新的宪法文本，也有助于确立我国统一的宪法文本，对于树立我国宪法的权威具有重要意义。

马岭：《关于监察制度立法问题的探讨》，载《法学评论》2017年第3期。这一做法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极易误导公众，使其认为宪法原文及其修正案和宪法修正文本都是正当的宪法文本。

如此独特的表述方式，除了造成我国宪法修正案不是可以直接援引的规范条文之外，[21]也容易误导阅读者和使用者，使其以为宪法修正案只不过是修改宪法的说明书或指南，而不是一个具有宪法效力的法律文件。相比之下，美国宪法在批准后的二百余年内，仅产生了二十七条宪法修正案。另外，监察委员会入宪不同于对现行宪法的前四次修改，宪法修正案难以有效应对此次修宪面临的诸多技术问题，直接修改宪法原文才是更为可行的修宪方式。[28] 参见秦前红：《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宪法设计的若干问题思考》，载《探索》2017年第6期。

曾经物权法草案由于是否写入依据宪法，制定本法而引发的宪法争议犹在耳畔，[③]监察法草案作这一规定，不仅不符合我国的立法惯例，而且暴露出监察法在合宪性方面的不足。[④]党的十九大报告着重强调，要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

此外，更为重要的是，监察委员会入宪是对我国宪法上的人大制度做出的重大变革，此次修宪不仅时间紧任务重，而且面临着此前修宪所没有出现过的技术问题。苗连营、程雪阳：《民法帝国主义的虚幻与宪法学的迷思——第三只眼看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争论》，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韩大元：《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的若干宪法问题》，载《法学评论》2017年第3期。此前，有学者研究了宪法中节的设置，参见邓联繁：《我国现行宪法中节的设置研究》，载《法学评论》2010年第1期。

胡锦光：《我国现行宪法修改方式之评析》，载《法商研究》2012年第3期。上述做法，正是鉴于新中国在宪法实施方面的惨痛教训，而增强全社会公众尤其是国家工作人员对宪法的认识和拥护，是全面贯彻落实宪法的重要方面。[33] 对我国现行宪法所蕴含的三种发展方式的分析，参见林彦：《通过立法发展宪法——兼论宪法发展程序间的制度竞争》，载《清华法学》2013年第2期。[③] 有关争论，参见童之伟：《立法根据宪法无可非议——评全国人大立法不宜根据宪法说》，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1期。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参见苗连营、陈建：《宪法变迁的路径选择——以我国现行宪法文本为分析主线》，载《河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

[18] 参见邹奕：《徘徊于我国宪法的两个文本之间——对宪法文本证定性和实用性的检视》，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胡锦光：《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语境下的宪法修改》，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

自1982年颁布实施至今，我国现行宪法已于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进行了四次修改。参见谢维雁：《我国宪法修改原则论析》，载《现代法学》2006年第6期。